余梦走后的半个月，我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每天刘宇都会教我很多东西，从文件的格式要求、装订规格，再到办会办事，当然每天坐下来写两个小时文章也是雷打不动的，经常就到了凌晨1点。
来之前，曾听说过机关有句话：“灯火通明，前途光明！”可一般没有急事，刘宇10点半准时下班，武科长11点半，我要学习业务稍微晚点，也没有达到灯火通明那么夸张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下来。毕竟武科长的头顶已经光了，全靠四方支援中央，每次看到他，都着实让我紧张，早早准备好了枸杞，红枣和黑芝麻。
宣传科两间办公室所有的卫生也被我包圆了，这是每个新干事必经之路。连曾国藩都鼓励年轻人先学会做好洒扫应对之事，我也不例外，欣然接受了。
余梦走后，我们时常保持通信，只要微信闲扯出双方感兴趣的话题，就会打通电话一起研究研究。
那天她接上新兵，坐上火车返回的路上，她问我：陈牧园，你对找对象有什么要求？我说：你想当媒婆吗？她说：看你26的人了，还是一条，远离家乡也没个亲人，想帮我父母催催婚！她这句话戳中了我的心，我想了想说：我想找个想你这样善解人意的……
本来盼着余梦接完新兵能来到科里，没想到“谁接的女兵谁来带”，半个月后，余梦直接去了西院当新兵排长，借调命令也没给她下，这让我一度感觉我是被刘宇骗进来的。
旅里的营区一共三个院，南院是首长机关和作战保障单位，北院是主力作战单位，西院离得较远，是火力支援单位，最近新组建起新兵团，负责新兵承训。
“科长，新兵团缺个政工干事，不如让我去吧。”科里正在安排人员，对于谁去西院的事情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我便插嘴提议。
一个科里4张桌子各一个干事加个我，科长在套间的小屋子，每次开会，大家把椅子搬到中间过道，科长坐在小屋门口面对我们。
科长叫武胜利，人高马大，平时总有点驼背，这也怨不得他，我总结，高个子和领导站在一起不免要一直弓着背，方便听领导指示，也让领导可以平视，觉得舒服；可相比而言组织科长文峥嵘同样是个大高个，他是越和领导站在一起，腰板越直挺，这让我对之前的理论产生了怀疑。
再一对比，文科长是政治部的一支“笔杆子”，京华大学哲学系国防生，是我学习的典范，颇受主任和政委器重，一般2000字以上的材料全部要他来把关，如果碰到旅史纪录片脚本、重大讲话材料，也都找他亲自执笔；
而我们武科长擅长组织晚会、搞文体活动、布置文化氛围，行事圆滑，长袖善舞，一盘圆脸笑迎客，一张方口走八方，就是文笔欠佳，宣传口的材料也时常要文科长代笔，阵地不保呐。
再二对比，文科长对上时常争锋相对，与领导意见相悖敢于坚持原则，民主生活会上有了文科长，那火药味能飘出会议室老远；
武科长对上总是言听计从，答“是”的坚决程度远胜普通一兵。
再三对比，文科长对下宽容耐心，是新派服务风，有人进他的门，无论官大官小，只要自己能脱开手，必定起身迎接，一回有战士入党信息填错，文科长看底下干事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自己赶忙亲自过去指点，反复多次才顺利完成，这一件小事成为政治部用心服务基层官兵的一段佳话；
而武科长对下的行事风格是老派官场风，拿班做势，大呼小叫，不耐烦时吹鼻子瞪眼（军人不留胡子）也是家常便饭。
……
我自然倾向文科长，但实际工作中武科长的“吼，拍，横”似乎效率更高，这二人行事功法值得我细品推敲。
（吼：大呼小叫；拍：直接拍桌子、拍脑门、拍板；横：蛮横常有理。）
武科长面对科里的干事很少大呼小叫，相反客客气气，如待宾客。
这我也能理解，来到宣传科我看得最明白的一个道理：
宣传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，只能寻求多方支持，搞群众性宣传。
而科长对待我们的态度，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完成工作。
此前一位宣传科长的经典名言：
“我科长的任务就是把活平均分给你们，然后拿着鞭子不断催赶。”
这不，上任不满半年，全科忍受不了他的欺霸盘剥，造反罢工了，科长也被批评教育一番调离了岗位，这件事给后来科里的干事们提供了借鉴的模板，也给下一任科长敲响了警钟。
武科长听完我的提议，脸露难色：“小陈，你现在还不是在编的干事，直接代表政治部恐怕引起非议啊。”
“要不我去吧，科长，其他几个干事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呢，我过去住上几个月没问题。”刘宇决定替科里分忧。
“行，老刘，那就你去，我代表兄弟们给你点赞。”武科长一听，松了口气。
会后，刘宇把我叫到身边说：“牧园，我知道你想去西院采访新兵训练，我在那边给你协调，啥时候想过去给你提前派车。”
“行，行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还是刘干事懂我。”
没两天，我就见到了余梦，正站在队伍前面讲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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