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湖是农业大市，在省里统一部署下，也在前不久响应国家政策，放开了粮食销售价格和经营。作为市长秘书，闻同对此过程可说是十分熟悉，实际上早在市委政研室时他就已经开始关注、思考粮食问题。
在政策出台前，实际上粮食的销售价格和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松动，基本上市场化了。但政府在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程中，表现得格外谨慎，在滞后于市场自发行为许久后终于发力启动完全粮改，政策步伐一时十分密集。
自政策推行以来，全国市场反应十分平静，粮价虽然出现上升，但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。各级政府很快乐观起来，就连一些稳健派官员和学者也逐渐转变风向，开始肯定粮改适应了市场的需要，选择的时机是得当的，评价改革是成功的。
可以说，闻同开始时倾向于加大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力度，以顺应市场需要，提高农民收入。但近段时间以来，他开始产生忧虑。他利用工作便利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同时通过在政研室工作时结识的各路关系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，经过反复地思考论证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。
粮食生产体制存在很多问题，首要是现行产权关系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效率挖掘完了，其次是农业回报低，农业扶持政策不够规范完善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。而改革只触及流通体制，生产体制的改革无法同步。此外，开发区建设热潮造成耕地大量减少，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，都显著影响到粮食的产量。
如果粮食连年减产或者发生区域性大灾荒，风险累积后极有可能突发“粮荒”，造成粮价急剧上涨的局面。手中有粮心不慌，手中无粮难度日。一旦市场粮食供应短缺，给民众造成的恐慌情绪完全可以想象，大面积蔓延开来就会酿成社会大动荡。
闻同十分清楚边湖的情况。自前年以来，全市五花八门的开发区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圈占大量耕地，工业没有多大的发展，土地荒草萋萋。
在城市郊区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无田可种，又没有工作。其中许多失地农民耕地被占用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。其原因是土地征用的补偿本来就很低，政府财政困难，往往又挪用了相当一部分，等拔到村集体再被截留一部分，有的地方干脆全部截留。
除了失地农民群体，大量国有、集体企业效益低下，濒临破产倒闭，职工处于半下岗状态。不少事业单位职工同样面临着下岗分流，处境也是艰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出现“粮荒”、粮价急剧上涨的局面，试问社会如何承担？
在农村，不少基层领导为了出政绩，以行政命令强行干预农户种植自主权，强迫农户种植经济作物。闻同在政研室时经常下乡调研，在市府当秘书时也不时陪陈照东下乡视察，经常在公路边、村口等显眼处见到“西瓜基地”“油菜基地”“棉花基地”“芝麻基地”之类的大石碑。
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意。市场流通体系不够成熟，市场信息不够通畅，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，农资供应不能保证或价格偏高，农技服务跟不上，种种因素导致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并不能得到预期的效益，甚至还不如种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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